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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实践起点始自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初步探索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速度明显加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开放探索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条件已经具备。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经济要素的稀缺性引致的开放模式选择问题。研究范畴不仅聚焦开放经济体系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且关注开放经济体系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重点主要涉及四个基础性问题：一是揭示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的基本规律，二是总结中国企业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经验，三是分析共建“一带一路”蕴含的新型国际经济平衡观，四是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一是为何开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服务于这一历史任务。开放发展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举措，成功实现全方位开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创造了经济总量增长近400倍的“中国奇迹”。开放合作是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显著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生动诠释了“开放为了人民、开放依靠人民”的发展理念。开放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担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博会等平台，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彰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的大国胸怀。从建立自贸试验区到实施外商投资法，从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实践逻辑，既破解了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又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是如何开放。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外汇和资本短缺问题，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招商引资和加工贸易为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大幅度削减关税税率，加快推进制造业领域开放，当前制造业开放已达到国际较高水平。在贸易领域，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当前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仅为7.3%，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加权平均关税仅为4.4%，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超额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在投资领域，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当前，对外开放的重心正逐渐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全面转向制度型开放。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是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实践指引和问题导向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鲜明特色。中国的对外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参照，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已有做法，只能依据自身国情“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完善，进而形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规律性认识和基础性理论，再去指导未来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对外开放的故事内容丰富，独具特色，所有故事基本围绕“三对关系”展开：一是行业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二是对国内企业开放与对外资企业开放的关系，三是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从40多年前开办经济特区，到20多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今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港，都在围绕这三对基本关系推动产业升级，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三对关系逐渐呈现融合趋势。这三对基本关系贯穿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并逐步推动形成“渐进式开放”“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又反过来指导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重点任务是分析“有为政府”在“有效市场”中的能动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实践，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又充分释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性地构建起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制度框架。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到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港相关政策举措的成功实施，都是“有为政府”在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中有效作为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