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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存亡之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历史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抵抗时间最长的国家。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部队，使其无法实现“北进”攻击苏联的计划，也延缓了其“南进”东南亚的步伐。这种战略牵制对整个二战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为盟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排他型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其特征是将本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认为自己有权支配甚至消灭其他民族。这种民族主义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解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抗战中展现的是一种“共生型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排外的、狭隘的，而是包容的、建设性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正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肯定自身的文化价值，也尊重他人的文化尊严。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王道主义的现代转化还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需要对王道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运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将这一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充分阐发出来。其次，需要在国际交往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王道精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对王道精神的最好诠释。最后，特别重要的是，要通过文明对话，将王道思想与其他文明中的和平智慧相结合。比如，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教的和平观念、佛教的慈悲精神等，都可以与王道思想展开深度对话。在这个过程中，王道思想本身也会得到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