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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30日,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这是莫迪7年来首次访华。但与大多数来华参加上合峰会的外国领导人不同,莫迪参加完峰会之后即直接返回印度,而没有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和阅兵仪式。并且,莫迪不仅不参加中国“9.3”阅兵,而且在访华之前先访问了日本。许多人对此深感困惑,认为是由于莫迪顾及美印关系而故意不去北京参加阅兵仪式,但其实莫迪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去北京,其深层症结在于印度的二战史观与中国不同。这一问题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是亚洲主战场,苏联是欧洲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都是二战主要组成部分。二战胜利后,全球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了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美苏冷战、日本经济腾飞、中国崛起、美国相对衰落等国际格局演变,导致许多关于二战的错误史观沉渣泛起。近年来,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织,关于二战的错误史观愈演愈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精准总结了四种典型谬论:“忽视中国贡献论”“西方中心论”“二战六年论(忽略1931-1939年中国的浴血奋战)”“日本受害论”。这些错误叙事并非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被精心构造的政治工具,其核心目的在于削弱中俄的国际话语权,解构现行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根基。①
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同时也具有反殖民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二战的爆发,在根源上是由于一战后帝国主义之间殖民体系矛盾再度激化。在亚洲,日本企图以“大东亚共荣圈”替代西方殖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既是赤裸裸的主权侵犯,也是企图建立新形式殖民统治。因此在战争性质上,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之战,同时也是民族解放之战。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解放。
二战期间,包括南亚在内的许多殖民地人民也参与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希望借此最终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同时,西方殖民帝国在战争中的严重削弱,客观上为全球非殖民化浪潮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俄与印度之间关于二战叙事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国家构建需求。出于应对当前安全威胁的需要,中国和俄罗斯更加强调二战的反法西斯性质,而对反殖民主义的普遍性强调相对较少,而印度等南亚国家出于国家身份建构的需要,更加侧重二战的反殖民性质。
3.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派(激进派):主张与德日轴心国合作反英。1943年,在日本支持下于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组建约4.5万人的“印度国民军”(INA),在印缅前线年日本投降后,鲍斯在试图飞往苏联过程中于台北松山机场遭遇坠机空难,不久死于台北陆军病院。其骨灰安葬于东京莲光寺,尼赫鲁、英迪拉·甘地、莫迪等印度政要均曾前往祭奠。印度社会对鲍斯与INA的评价两极分化:部分人肯定其反殖民勇气,批评者则谴责其与法西斯结盟的道德污点。
著名诗人泰戈尔强烈谴责日本侵华,亲自交给陈嘉庚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保证印度将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当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也写了一封信,请陈嘉庚转达国大党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支持。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对争取独立的印度产生巨大鼓舞。宋庆龄、朱德致信尼赫鲁寻求支持,国大党随即组建和派遣以柯棣华为代表的援华医疗队来华。1939年尼赫鲁访华,旨在考察中国抗战经验以为印度独立运动寻找借鉴,并表达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彰显中印联合争取解放的意愿。蒋介石给予了高规格接待。
1940年戴季陶访印时,甘地甚至语出惊人:“中国可以拿出2亿人口,让日本人肆意屠杀,日本必定溃败。”④1942年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身份访印,试图调解英印矛盾,争取印度参战。尼赫鲁态度积极,并希望中国支持印度独立,但蒋介石对甘地的消极回避态度深感失望。甘地虽然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同时也表明不妨碍英国援助中国,但对于蒋提议中印两国共同奋斗,以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却置而不答,把蒋介石晾在一边,自己纺起棉花来。⑤
2016年1月,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举办《东方主战场》发行仪式,印度GDB出版社社长高邮称该书“帮助印度读者了解中国抗战历史”,并承诺宣传柯棣华等援华医疗队事迹,促进印中友好。⑥但纪念柯棣华和中国抗战从未上升为两国国家级联合行动。对于中国使领馆到印度北阿坎德邦兰姆伽祭拜中国抗日远征军烈士公墓的事情,⑦印度媒体也有报导,但该公墓在印度一直能见度较低,中印之间缺乏官方互动,并且印度官方担心得罪台湾当局。
在印度人民党的莫迪政府推动下,鲍斯在印度民众心中的地位已超越甘地和尼赫鲁,成为最受崇敬的“独立英雄”。2014年后,莫迪政府大肆修改历史教科书,将鲍斯塑造为反殖民象征。莫迪2019年在德里红堡为鲍斯博物馆揭幕,2021年将其生日确定为国家“英勇之日”(Parakram Diwas),2022年又将其称为“伟大的独立英雄”并在印度门为其建立雕像。同时,将新德里印度门前的“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之路”(Kartavya Path),印度政府在更名仪式上表示,国王大道代表殖民时期国王的权力,是人民被奴役与压迫的象征。⑧
莫迪政府将一切历史解读服务于当代印度全球大国诉求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身份建构。一方面,强调二战后“当战胜国开会制定随后的全球秩序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并未给予印度应有的认可。这一历史不公在过去75年里一直未得到纠正,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⑩另一方面,采取选择性切割自身历史的手段:回避RSS及其领袖萨瓦卡尔在二战期间公开号召印度人参加英国陆海空三军、支持英国参战,并在印度东北部屠杀INA干部等等这些与其当前民族主义宣传相矛盾的历史。⑪
很多印度人认为,日本在印度独立中发挥了重要催化作用,因为日本在东南亚训练了35.3万名士兵,正是这些士兵阻止了欧洲对亚洲的重新殖民化。⑭在广岛遭受轰炸的70周年纪念日,印度议会以集体默哀一分钟的方式向日本表示公开同情。印度总理也在当天发布推特:“我向所有在广岛丧生的人致敬。爆炸事件提醒我们战争的恐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⑮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印日战略协作,借日“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推进“东进政策”,在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积极吸引日资。
印度精英普遍认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击败日本的决定性角色,但对于印度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常被西方叙事边缘化耿耿于怀。印度长期批评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认为使用是过度使用武力。印度质疑美国“亚洲解放者”叙事,批判美国宣传“解放亚洲”实为取代日本殖民体系,认为保留天皇制、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是为延续西方霸权。莫迪政府虽在印太战略中联美制华,但RSS指责美国民主虚伪,⑯并高度警惕“印度历史记忆”被美西方国家操控。⑰
莫迪政府正推动印度从“多元社会”向基于“印度教特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一种语言”转型。但这种激进的价值观转向与二战史观存在深刻矛盾。首先,鲍斯与纳粹和轴心国合作的历史,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重新诠释为“反殖民正当性”的象征,以服务于当下的国族建构。其次,当前印度官方叙事极力淡化二战中印度军队是多元社群共同参与,并且士兵约占四成的事实,而将印度的二战贡献主要归功于印度教徒群体,以服务于“印度教特性”等同于“印度特性”的单一叙事。
中国引领二战史观重塑,本质是提供一套替代美日叙事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核心挑战在于难以根本改变周边国家基于自身历史经历形成的认知。战略上在道义层面,中国应高举反法西斯与反殖民主义的双重正义旗帜,超越西方“民主VS专制”的意识形态二元论陷阱,承认二战反殖民主义的全球意义,将中国抗战明确定位为全球反殖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南亚反殖民诉求的正当性,寻求与南亚国家的最大历史公约数;在实践层面,应通过档案共享、合作研究、艺术共情、青年交流等柔性方式,使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促进亚洲融合的纽带,将中国抗战的贡献有机融入“亚洲觉醒与复兴”的集体记忆之中,避免陷入孤立的“中国战场”叙事,在美日围堵下,开辟“民心相通”的第二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