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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政府的意志,并和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政府破坏了。
一九二四,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的建议,召集了有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由中国人民、中国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人,其他派,都对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政府对待中国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这一时期内,中国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